澳门游戏APP下载服饰文化论文模板(10篇)（1）宗教在酉阳地区土家族、苗族的一些民俗活动中，传统的原始宗教仪式在特殊的日子里仍然被保留着，在服饰的式样和服饰图案中也蕴藏着一些宗教意识。反映在服饰上的宗教意义，其形式各不一样，从服饰中可以看到，有的是以图案形式对宗教意识加以记录，使人们在着装时通过图案代码被唤起一种熟悉的情感，进而思考它的宗教意义，正如贡布里希所说“对符号的使用，是人类克服不完善的回忆发展出的一种手段”。在一些服饰图案中有表现“有超自然威力”的动物、人物纹样，如苗族的“祖灵”和“万物有灵”的图案，在当地苗族服饰中很常见，并与口头传说故事相结合，这便使图案被保留得更完整，加强了苗族人对崇拜物的感情，使图案与意义紧密相连，再加上在有宗教意义的节日里，音乐、舞蹈、牺牲等内容渲染着宗教气氛，引起情感的兴奋以增强宗教的信念，更加强了苗族人对图案的记忆。
（2）社会角色社会角色标志指的是社会中不同性别、不同地位、不同支系、不同职业的人，用服饰来加以区别。性别不同，服饰就不同，这是服饰中最普通的现象，而且最显而易见。酉阳地区土家族、苗族传统服饰男女装在材料的使用上区别不明显，而在服装的造型装饰和佩饰上，男女服饰各有千秋。男装造型比较简洁、整体，以宽肩、直线外轮廓造型为主，强化男性的体型特征。女装的件数较多，上装、下装、裙子、围腰，层次丰富，变化多样，以塑造柔美、婀娜的女性形象。从服装的装饰上看，有些男装运用了一些装饰材料，如图案、穗子、宝石、金属片等，而几乎所有的女装都使用各种不同的装饰，如花朵、图案、穗子、宝石、金属片等。服饰的社会角色标志还反映在不同支系服装的区别上，一个民族的不同支系在服饰上整体风格一致，局部造型、装饰、色彩、材料有些不同。形成民族不同支系的主要原因是民族历史上的大迁徙。在民族迁徙过程中，部落被分散、割裂，以致定居点不一样，不同区域文化影响加上与其他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就形成了不同的语言、习俗和服饰。酉阳地区的苗族由于支系不同，其服饰、语言、习俗就不完全相同。据清朝史籍记录，苗族服饰由82个支系组成，现在统计的苗族服饰有130多种，分黔东型、湘西型、黔中南型、川黔滇型四大分支，各分支里又有一些小分支，可谓支系繁多。
（3）民俗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风俗习惯就是民俗。从它在文化系统中的地位来看，“民俗是文化系统中组织层面的非强制性的组成部分，它通过文化的自然延续去节制社会成员的生产、消费和人际关系的协调”。①服饰根植于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是毋庸置疑的，民俗生活对服饰的创造和传承有直接的关联，民俗生活中也不能缺少服饰的参与。在苗族民俗中，刚出生的小孩用绣着蝴蝶图案的布包裹，而蝴蝶是苗族的“祖灵”象征物，用绣有“祖灵”的布作襁褓，是希望孩子得到“祖灵”的保佑。在民族的风俗中，遇上过本民族传统节日，人们都会特意打扮，着节日盛装，以增强节日的喜庆气氛。同时，节日活动也是人们展示服装的最好机会，如苗族女子过节时会穿上自己亲手制作的绣有各式图案的盛装。在当地一直保留着这样的民俗——“谁的刺绣图案精致，缝制的衣服美丽，表明她就是一个心灵手巧能干的姑娘”，能得到人们的赞美，甚至得到异性的青睐。
人们通过服饰的创造、变革，表现个性的释放和对美的追求。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中提出“艺术的努力是由它的整个过程或者它的结果来引起审美感情”，其观点对后人的影响较大。说明服饰的艺术性应该从服饰审美和艺术创作两方面来考察。巴渝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服饰中体现出来的审美意识是从社会学层面和心理学层面反映出来的，即人创造服饰的行为一方面受社会规范的制约，一方面也是自身价值的体现。审美意识在心理学方面的反映是指个人的动机与需求、自我概念、印象、知觉与个人服饰行为的关系。人们利用自己独特的文化，去改造、利用其生存环境，从生存环境中获得自身所需的物质和精神营养，来维持本民族的延续和发展。巴渝地区少数民族服饰是历史上形成的以整体民族为概念的统一服饰外观，服饰的创作并不涉及或很少涉及自我概念等个人需求，即使是适应人的需要而创造，也是指有共性的人的身体的需要。所以反映在服饰审美观念中的个人愿望不占主要地位，反映在服饰审美观念中的社会性特征最明显，是社会背景下的审美。人们通过对服饰的创造、变革表现对美的追求和对社会规范的认可，反映在服饰的造型、色彩、材质以及人的整体着装形象上，便是个人为了使自己的行为与社会规范或某一民族群体保持一致，便穿着某一民族认同样式的服装，于是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统一的民族服饰面貌。另一方面，从服饰制作上来看民族服饰的艺术性，巴渝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服饰制作包括对原材料的加工和服饰制作工艺两方面的内容。传统服饰面料由棉、麻、丝、毛纤维纺织而成，传统服饰的制作工艺手段非常丰富，包括服装定型工艺（做百褶）、百纳布工艺、扎染、蜡染、印染、刺绣、镶花、织锦、编织、编结、首饰制作等，不同的工艺技术均产生出魅力不同的效果。
符号学理论可以为我们研究巴渝地区的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提供一个有效的方法，从传统服饰的符号化中进行符号解读，构成对符号的诠释过程。巴渝地区少数民族服饰的样式、色彩、材料、细节、装饰等方面无疑是一个符号系统，并系统地指涉该民族传统文化。
“符号学”是20世纪初由美国哲学家皮尔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和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到20世纪60年代，才成为一门科学受到重视。“根据符号学的理论，人的思维和语言交往都离不开符号，而人的意识过程，就是一个符号化过程，思维无非是对符号的一种组合、转换、再生的操作过程。”②“符号学”是研究人类交流的一种方式，它构建了语意的三角关系，并研究语意的性质和规律。语意的三角关系是：符征（signifier）：是形式，可感知的；符旨（fignfied）：是符征所指涉的意义；指涉物（referent）：是符旨所指的物。
从语意的三角关系中我们可以理解到，一个具体的形式一方面传达该形式代表的物，另一方面传达该物所表达的寓意。符号是传承和负载信息的媒介，是认识和表达事物的中介，它表现为有意义的符码。符号概念的外延很广泛，设计中的符号是一种非语言符号，但是它与语言符号有很多相通之处，所以符号学理论不仅被应用于视觉传达设计，也被应用于更广泛的领域，如产品设计、音乐、舞蹈等领域。
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的理论把符号分为三类：一是图像性符号，即利用符号形式和所表达的意义有共同特征，来指涉对象。如酉阳地区土家族织锦中的“老鼠嫁女”图案，图案中，“老鼠嫁女”的场景直接来源于生活，指涉民间的婚俗，表达该民族对生活的热爱之情。二是指示性符号，即利用符号与表达意义之间存在“必然实质”的因果逻辑关系，构成指涉作用。如苗族人着节日盛装时佩戴的各种银饰，表达福贵、吉祥之意义。三是象征性符号，象征性符号与表达意义之间无必然或内在联系，但社会约定俗成使其具有意义并互相传承。如，土家族织锦的“万家八锦”几何图案象征福贵；苗族服装刺绣图案中的“蝴蝶”象征祖先；等等。
对巴渝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服饰的研究，目的在于运用设计与创意，展现区域性文化元素，这是在全球化高度竞争下胜出的关键，即通过新的思考，将传统文化资产里的元素转换到现代生活中。巴渝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服饰，袍衫为主要形式，以H型、A型轮廓为主，上装配下裙、多层衣、多层裙、连衣裙、上装下裤、上装下裙再配围腰等的服装外轮廓，其细节变化比较丰富，我们首先可以从款型中得到一些启发，与当代设计手法结合，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如图1（作者：唐雪芮）。巴渝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服装内部构造的方式较多，从形式来看，各具特色的领型、袖型、袖头、腰线、门襟构造、内部分割线、下摆、口袋、裤腰、裤臀部造型、裤裆、裤腿、裤脚口、细节等元素，都可以被当做设计资源，重点是把这些元素与设计个性、设计理念结合起来，如图2（作者：尹立）中的服装是借鉴传统服装的领型、袖型，经过一定转换设计的女装。
在影视作品中，外在服饰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传达出角色的信息，顺利转变着身份和内在。无论是君主与乞丐、英雄与抢匪、大家闺秀与风尘女子，服饰都可以准确地勾勒出角色的形象。不仅如此，连时代精神也可以在形象的表现之内。服饰拥有此种“魔力”完全源于其承载的文化内涵。这些内涵可以展现历史、展现社会状况、创造潮流、构建价值符号以及剖析文化解读视角等。笔者将从影视服饰具有的以上几个层面对文化内涵进行分析。
传承历史、展示历史的最初载体是文字，但抽象的描述终究不如视觉化形象来得生动。影视服饰可以将人物从抽象变为具象、从平面转为立体。服饰将对剧中人物刻画由外及内，深化至性格。
影片《铁蹄一生》将拿破仑的皇后约瑟芬塑造成上流社会的优雅夫人。色调轻柔的塔夫绸裙、缀满宝石的披纱上衣、镶嵌珍珠的淡粉色缎料鞋都是法国大时期上流社会贵妇所喜爱的服饰造型，影片还忠实地表现出当时社会的时尚历史现状。塔夫绸裙子是在白色紧身裙上套上彩色丝绸、缎子或天鹅绒制成的古典式束腰外衣。绣着精美的传统图案的云纹塔夫绸、平纹细布、细亚麻布、上等细布、漂白细软薄布、薄纱等珍贵面料备受当时18世纪末的法国贵妇喜爱。这面料被做成颇具古罗马风格的古典裙装。在剧中，约瑟芬的蓝色双眸与这些流光溢彩的服饰相映弥漫着迷人的光芒，好一个情波荡漾、勾人魂魄的贵妇。
影视作品无疑可以成为我们解读那个时代经济状况的一个窗口。电影《摩登时代》中，卓别林大师扮演成一个穿着工装裤的工人，整日在工厂不停地工作。影片映射出工业时期，人们的生活状况。资产阶级富庶的生活与工人痛苦麻木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可以说影视中对剧中时代经济状况会以更为强烈的冲击力去表现。《乱世佳人》剧中曾经风靡一时的奢华服饰，因生活压力增大、物价上涨、经济危机等，令人们整日为生活劳苦奔波，谁能有精力去顾及服装的高贵与否。在此时，牛仔裤、工装服的女性外貌取代了高雅、的服装成为影视剧中表现女性参与社会生活，具有工作能力的体现。
影视文化产业生产出一个个明星，明星们掀起一股股时尚潮流。影视中的经典人物必然创造出经典的服饰装扮，服饰装扮自然也成为流行的重要元素。如电视剧《裸婚时代》中男主角的一件黑色法国品牌Moncler羽绒服，还有一件红色意大利品牌Duvetica连帽羽绒服，都成为影迷追捧的时尚装扮。
又如，影片《罗马假日》中，奥黛丽?赫本的俏丽短发，发梢微微向上翘起，简洁的罗马式露趾凉鞋，都成为19世纪50年代欧洲的时尚经典。她凭借着这个形象掀起了“奥黛利?赫本风潮”。20世纪50年代的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奖得主就是此剧服的设计师纪梵希。《纽约时报》评论：“《罗马假日》奥黛丽?赫本改变了女孩们。她们青睐的流行时尚是像赫本一样清爽俏丽的邻家女孩的形象，而不再将内衣填得满满，不再蹒跚地踩着像钻孔椎般纤细的高跟鞋行走。”纪梵希的审美理念将女性从自虐般的身体自我预设中解放出来，增添清纯的感性美。由此看来，服饰是电影与时尚联姻的媒介。服装设计师与演员一起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影视时尚神话。
超人、蝙蝠侠和蜘蛛侠是西方娱乐文化创造的英雄。他们几乎可以称之为标志性的服饰形象，在社会中深入人心。他们是人们心目中为维护人类和平而奋斗的英雄主义符号。超人身穿宝蓝色紧身弹力衣，肩披大红色斗篷，胸前衣服上印着一个黄底红色的字母“S”。而其套在紧身衣之外的红色短裤，也暗合着当年摇滚歌星麦当娜的内衣外穿风潮。令人好奇的是，为什么如此严肃的形象居然也如此时尚。蝙蝠侠的服饰设计中采取了威慑性设计手法。蝙蝠侠的服饰也是紧身衣，面料为诺马克斯防弹衣。内层能够保温，防冻，属于多功能型的服饰。黑披风是由降落伞尼龙布制成。设计师采用静电的设计技术，所以披风表面的黑色富于流动感。蜘蛛侠的整体造型采用仿生设计手法，借鉴了蜘蛛网状结构为装饰，面料为弹性人工纤维。蜘蛛侠的眼部采用暗色反光的太阳镜镜片制成，在光下具有反射感。超人、蜘蛛侠、蝙蝠侠这些具有英雄主义幻想的服饰形象，共通之处就是紧身面料的使用，既是为了突出他们希腊雕塑般完美强健的身躯，又可以有效烘托出英雄那高大的形象。其配件的高科技含量也成为创造英雄的设计手段之一。
在辽阔的神州大地上，居住着五十余个民族，各民族的文化都具有鲜明的地区特色和民族传统，而其中最具形象性的即为服饰。服饰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象征，也是人民思想意识和精神风貌的体现。
当人类的祖先在地球上站立时，可以说就有了服饰。只不过，那些挂在颈项间的串饰不一定是为了审美，而是有着更郑重的涵义，那就是护佑生命，祈福避邪。尤其在科学尚不发到的原始社会，人们更希望能有一种超越自然的力量，保护着一个部落甚至一个部落的繁衍兴旺。因此，在现在这个以自然回归、绿色、环保为主题的时代，我们只有更深入地了解原住民族的历史文化，才能更准确地把握时代主题，创造服装界新的历史篇章。
泰雅族，这个在我国宝岛人口九族中为第二多，分布地区最广的民族，拥有着独特的文化历史和服饰历史。一直以来，泰雅族各社之间互相分立，没有施行统一的体制，因此各种争议最后都以武力解决。这不只是对异族，对邻近的同族也是如此。所以男子稍大之后，就执枪用刀。猎首时经常随行，以锻炼武艺及胆色。未取得敌人首级着不被认同为真正的泰雅族人，禁止施以种族象征的纹面。取得敌人首级着，还有衣服，手环，臂环等装饰品来表彰勇武。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服饰代表着男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价值。
泰雅族生活中最具有特色的服饰应该就是纹面了。纹面文化其来已久，只能由神话传说来推测纹面的起源。其一，兄妹通婚：很久以前，一兄妹从裂缝的大石头中爬出来，长大后也要传宗接代，但妹妹担心哥哥不肯与她成婚，于是用煤炭将脸涂黑，哥哥见后不知道是妹妹，终于结成夫妻。此后，泰雅族的女性婚前必定在脸上刺青。当然，泰雅族的婚姻与文明国家一样，男女关系已非原始自由的状态，而是处于完整的婚姻状态。其二，避灾祸：以前泰雅族的年轻女子无故接连死亡，某日一女子梦见祖先告示她：纹面则可避祸。但无人知道什么是纹面，就将衣服上的图纹刺在脸上，果然不再有人死于不明原因，而且泰雅族人变得很长寿。现在泰雅族认为纹面乃祖先的训示，可以避免灾祸，延长寿命。纹面次数越多，颜色越深，花纹越美，死后能越早见到祖先。相传在死后会经过彩虹桥，通过此桥就能到另一个世界，若没有纹面或是生前功绩太少，就只能走桥下，要花较多的时间才能到，若有纹面者，就走桥上，不仅能较快到另一个世界，而且祖先会在桥的另一头等，陪伴你到另一个世界。纹面也是一种纪录泰雅族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的方式。族中的男子必须学会打猎及猎到人头，才能纹面。而女孩子纹面后，方能学习织布。由此可知纹面代表了泰雅族人的心智成熟及经济自主。泰雅族认为纹面颜色越深，色彩越黑，越显美丽，可见纹面对泰雅族的审美观影响甚大。纹面所需的费用一般无法负担，因此纹面也为财富的象征。
泰雅族的纹面是特殊而美丽的，它承载着泰雅族的历史，也为泰雅族的衣饰增添了无限的魅力。因为地域的不同，泰雅族的服饰也与别的族饰有所不同。
1、泰雅族的衣服分为长衣，短衣，裙子，披风，胸兜，绑腿，遮阴布等七种。其中兜档的款式男女完全不同，护脚布只有女子使用。此外头部则男子戴帽，妇女用头巾。男女脚上都不穿鞋。泰雅族的衣服，无论在结构上或衣服的种类上，男女的限制都很少，有很多衣服都是男女共享。除了妇女不穿无袖短上衣，遮阴布外，似乎都可以和男子共享。裙子本来以女性为主，但男性却又可以穿珠裙。童装形式和相同，但尺寸较小，花纹较简单。衣服分夏天和冬天的，但结构上相同，厚薄也一样，只有不同件数的分别，夏季穿较少件，冬季穿较多件。泰雅族的衣着也是随着场合而变化的，工作时，为保护皮肤与保暖，便于工作，男子上身穿无袖的工作服，下围遮阴布。女子下穿粗布白裙。庆典，交际及约会时，为了美观澳门最新网站游戏、正式，男女都穿礼服，只是女子穿的裙子以绒线织成的条状花纹为主，男女皆需穿肚兜。出征时，为了行动方便，鼓励士气，男子都穿战服及披肩，头戴熊皮帽。泰雅族人用他们久远的历史造就了他们灿烂的文化，以及他们美丽的衣饰、丰富多彩的生活。 转贴于
2、除衣服之外，泰雅族还有各种佩戴在身上的装饰品，有头环、耳饰、颈饰、胸饰、臂饰、手环、指环、脚饰等等。泰雅族的饰品有男女共享的，男性或女性专用的，特殊资格才能使用的和任何人都可以佩戴的。男人们佩戴的有男压发箍，菌形耳饰，贝钱颈饰，野猪牙臂饰，臂铃贝珠串腰和腿饰。女人戴金属手镯，贝片颈饰，扇形耳饰，梯形耳饰和女压发箍。男女可同用的有：贝珠串发绳，贝珠串腕饰和裸饰。泰雅族的饰品也有深远的历史及文化意义。泰雅族是以狩猎及猎首来衡量男人在社会上的价值，因此许多男人的饰品是以猎物的器官来制成，如兽牙，毛皮，拥有此类的饰品除了代表功绩，也显示对社会的贡献。据说，泰雅族的一种耳饰，也和传说中耕作的起源有关。古时粮食之携带极为方便。将数粒小米装入穿耳作为装饰的细竹管中携带即可。某处某头目于耳上穿洞，戴上竹管，且常将小米数粒放入空管内携带。大家起而效行，在耳朵上戴竹管，并将小米放入其中。后来，将小米粒放入竹管之风虽已绝，但却变为耳饰传至今日。即现在的耳管。
泰雅族没有具体的钱币制度的，他们采用物物交换的方式，以贝壳制成的衣服饰品，被视为是最贵重的东西，聘金就时常以若干件珠衣，珠裙来计算，如想成为巫医，拜师前也须付给师父一件珠衣。
服饰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仅与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物质文明相联系，而且与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精神文明相联系。它从来都是代表一定阶级的经济利益和主张，并且具有民族性和倾向性。尽管每一部影片所展现的服饰文化形态、内涵各不相同，但是其中包蕴的文化阐释大体是相通的。
传统服饰图形强调的是主观精神的表现，不重外形的形似，而追求内在的神似，甚至用身形对自然界进行归纳夸张，从自然界中提炼最本质的东西。其造型手法与现代设计追求的是单纯、简洁形象，在影视作品的运用中尤其突出。那么将传统服饰图形中的“图形符号”运用到现代创作之中，不只是“形”的简单处理和原样照搬，而是要从传统图形中提取形的元素，然后考虑这些元素在其造型、结构、变化上的可行性和可能性，再进行新的设计和影视剧情相结合，恰到好处的表现出来。这样创作出来的影视作品不仅能保留传统艺术的精神，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还能充分表达作品所蕴含的理念和个性。
许多的优秀的影视创作人非常注重服饰图形在影视作品中的运用，既吸收了传统图形现有精华，又融入了现代设计师的一些构思、表现手法和技艺以及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观念，将传统服饰图形用现代方法加以演绎，从而赋予传统服饰图形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新含义和视觉感染力。
《水浒传》中的史进曾以一身纹身“九条龙”获得当时名妓李师师的青睐。还有浪子燕青，一身花绣刺得好似“凤凰踏碎玉玲珑，孔雀斜穿花错落”。像许多历史长剧《贞观长歌》、《康熙王朝》、《雍正王朝》等，服饰中图腾的运用非常严格，基本按照史载的帝王的服饰上龙、凤图形的运用，这种图腾的运用代表一定的意义，龙袍上绣出龙头的正面，龙身则盘旋成团，代表稳坐江山的意思。而史进、燕青在身上刺龙刻凤，只是审美意义的代表。
服装使人获得对自我的认知。人通过镜子审视自己，想象自己的外貌对他人的影响，想象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和判断。进而获得某种自我感觉。自我感觉决定着人对于自己的认知，而这种自我感觉来自对于他人的想象，使之形成审美意识。历史学家吕思勉在《先秦史》中提出：“案衣服之始，非以为亵，而欲以蔽体，亦非欲以御寒。盖古人本不以为耻，冬则学穴居或炀火，亦不借衣以取暖也。衣之始，盖用以为饰，故必蔽其前，此非耻其而蔽之，实加饰焉以相挑诱。”这里说的衣服的起源既不为遮羞也不为御寒，仅仅是为了美化自身、挑诱异性。“衣服容貌者，所以悦目也。”《韩诗外传》“悦目”就是好看，这个观点强调了服饰的审美意义。《七剑》是一部以各民族之争为主题的电影，表现了一种江湖儿女的爱恨情仇，整部电影的服饰充满了较浓的民族风情。诸如此类的电影很多，造型师们从此类电影中汲取灵感，民族主义是个既老土却又割舍不下的主题，地域的跨度使得民族神秘的存在。电影中大多采用了褐色、灰色的组合，向观众反映了一种孤寂、冷漠的情绪体验，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很脏乱的层层包裹，这种无序和杂乱带来的却是彷徨和不坚定，而剧中高丽女人的亮色花纹的衣服，与此形成了一种对比，使得这种不安定和振荡更加强烈，整个影片的服饰一贯的灰调宣扬了一种动荡的民族战争带来不安情绪。
服饰本身就是一种民族精神的体现。服饰作为影视作品的道具，在表达人物性格体现剧情背景方面有着不可抹杀的关键作用，它更体现了一个社会文明时代潮流的发展趋向，它在与影视作品的结合过程中完美的展现了历史与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感性化了的人类文化发展史，服饰作为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有精神文明的含义。服饰不仅仅是装饰物，而是可见的创造力，是电影艺术的情感和思想表达，是民族文化精神的传递。
看电影是为了满足一种心理的文化需求。好的影视作品向受众传递的不仅仅是它的艺术表现形式，或者只是传递着一个故事情节，它的精髓在于受众的精神体验。影视作品中的服饰设计如果过多的传递性与暴力的信息，势必会给社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会成为影响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因素。我们也不能忽视越来越多的日本等外来文化影视作品冲击着中国的市场，尤其是很多不健康的怪异服饰着装和非法的动漫作品的出现，这会带来一种文化侵略危机，因此我们不仅要多出反映本民族文化精神影视作品的同时，更要加大力度采取对外来影视作品的监控和审核制度，来保护我们优良的民族文化精神。
对韩剧《大长今》的热播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韩食和韩服的精美了。韩国的服饰早在上世纪的朝鲜歌剧《卖花姑娘》中已有领略，虽然中国的影视大腕们对该剧的知识性问题、韩剧的引进问题和媒体的宣传颇有微词，但《大长今》所受到的追捧已说明了它的艺术魅力，原因就在于《大长今》中的料理与服饰，与主人公的形象及其人生信念是高度整一的，它给人一种纯粹、通彻的视觉美感，体现的是一种对民族精神的宣扬。比较起来，要论服饰、美食、医术和权术，中国文化的原生性，电视剧《红楼梦》完全应该超过《大长今》。在《红楼梦》中虽然不缺乏食、饰、诗、画和美人儿，但我们的编导却缺乏一个对世界的独特理解所化成的“民族精神”来穿越这些材料，带动剧情的发展，于是片中的美食、服饰与美色成了摆设，情节成了热闹。我们如果没有华丽典雅的精神素质之“根”，如何会自然地生长出华丽典雅的语言之“花”呢?如果人物的对话缺乏与民族精神、人物、情节、意蕴的整体关联，那么作品整体的美学效果就是破碎而失败的。韩国文化曾经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大长今》的艺术魅力在于编导弘扬了中国儒家文化，韩国艺术家对韩国民族精神的一种创造性激活了受众的视野。
影视本身的存在意义之一正是尽其所能地去感动受众，带动受众思维的延伸，于是服饰作为影视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表现方式，一定要在巧妙的运行中与观众形成对流，即观众与影片内容本身的对流。服饰在影视之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虽然只是影视中一个小部分，但是少了它，影视作品就等于少了灵魂一样，它的运用向我们传达的震撼，远不能止尽于用言语所能沟通的。
服饰排在“衣食住行”的第一位，可见我们的老祖宗就意识到以衣蔽体是人类文明区别于动物的鲜明标志，它承载了不同民族、不同朝代的历史文化。图案作为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民族和历史的镜子，千姿百态，形成了我国独特的服饰图案文化。服饰图案研究与文化研究相辅相成，二者相互渗透，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对于我国传统服饰图案的演变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国目前的宗教体系按照起源可分为外源性宗教和内源性宗教，这其中道教可谓是最为正宗的华夏文明的载体。先秦时期，中原地区独特的地理优势和农耕文明的发达，促使周围各族文化向其汇聚，经过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首先形成了道教的原型——儒道的文化模式。以汉朝为代表的众位皇家统治者们把其奉为正统文化，以至于后来传入我国的佛教和伊斯兰教在传播过程中都会受到本土道教的影响，通过对道教的追根溯源，发现道教是所有中对我国传统服饰文化影响最为深刻的，以下将从道教的吉祥图案和道教色彩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阴阳、八卦可谓是道教最具代表性的灵魂标志，它是中华民族祖先的世界观和宇宙观的凝炼，代表了我国先民对于世界万物的生成的领悟，同时在道教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吸收和结合了许多民间智慧和其他的精华，因此是我国宗教集大成者。大多数人认为道教是神秘的，有些人甚至认为道教有着超自然的能力，这都是现代人对于道教的误解。而在传统服饰领域，道教与服饰图案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服饰图案演变史就是道教发展史的真实写照。
以道教最为盛行的汉代为例，上到皇家内院下到平民百姓，阴阳五行和仙道思想风靡一时，皇帝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求长生不老之术。阴阳五行，即金木水火土是道教最具象征意义的主体部分。出土的汉代文物中，较具有代表性的图案是凤纹，龙凤是中国的图腾，这一时期的凤纹中头、颈、背、胸、爪分别代表了五行，意义深刻，是汉代祖先寓图喻义的代表性图案，被广泛的认可，成为人们寄托信仰和希望的工具。
龙凤纹样是五千年华夏文明里形成的中华审美模式下的必然产物，它是贯穿于中华文化始终的中和智慧的产物，其基础同样是儒道所建立的阴阳五行和中庸之道，集多种智慧于一身经多年锤炼形成，为此，我们认定促使龙凤纹样形成的正是积淀了华夏文化的道教观念。龙凤，本是不存在的事物，而道家思想正是这种利用“中和”思想将看似矛盾或者对立的因素相互融合渗透，使之形成新的事物，于是融合了“鹿角、驼头、蛇躯、鹰爪”既能腾云又能入水的龙的图案诞生了，它并不是一个神灵鬼怪，而是一个栩栩如生、生机勃勃的新形象。
《尔雅·翼》中将龙的形象表述为：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鬼、项似蛇、腹似屡、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看似平常的动物，组合在一起却具有了王者之气，成为了历代帝王的专有标志，在皇帝及其家族的服饰、日常用品中多次出现。早在新时期时代，龙的图样就作为氏族图腾，成为保佑早期氏族部落的神灵标志。纵观服饰纹样演变的历史，龙纹形象一直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离开过历史进程，经过发展变化，广泛应用于建筑、染织、日用品等领域。在服饰纹样中，龙纹充分体现了其气势磅破的精神内涵，与云纹和其他兽纹配合在一起运用，体现了皇帝及其家族的专属特权。而如今，龙纹飞下神坛，走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人人都可以使用的吉祥图案，在国际上也更加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
凤纹的产生和发展与龙纹相似的，不同的是，凤纹在早期作为氏族图腾出现的时候并不是许多动物的组合体，而是某一鸟类的实物摹本。汉代瓦当上著名的四神纹，又称四灵纹，包含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其中朱雀即凤纹。据史料记载，“凤具五行，……风头上青，故曰载仁也，……风颈白，故曰绥义也……凤背为赤，曰负礼也，……凤胸黑，故曰白智也，……凤足下黄，故曰蹈信也”，充分说明了凤纹也与龙纹一样，其形象也是道教五行思想的反映。在唐末宋初，关于凤纹的说法：“鸡头、蛇颈、燕颁、龟背、鱼尾，五彩色”也在色彩方面对于其体现的五行思想进行了很好的补充说明。凤纹在服饰上的应用主要集中体现在古代帝王的妃嫔中，例如皇后的服饰被称为凤袍和凤冠，在形式和色彩上都是应用了凤纹图样，这是因为凤纹本身体现的雌性特征，而龙纹更多的体现的是雄性特征，二者结合在一起使用时，又形成了“龙凤呈祥”的图案，也成为人们寄予爱情永恒的图样。
传统服饰的图案由图样和色彩两部分综合构成，二者缺一不可，色彩也同样具有符号的寓意。色彩的图案往往少了生机，想象黑白色调的龙纹还能那么栩栩如生吗？通过改变色彩是改变设计的最为快捷的手段和方法早已被现代的设计师们所利用。作为道教思想核心的五行同样也可以用色彩来表达和传递，纵观我国传统服饰图案演变史，五行一直作为主要支点贯穿其中。应用五行色彩最早可以追溯至新时期时代晚期，《尚书·黄樱》中这样写道：“以五彩章施于五色，作服”说明这一时期先民们就在五行思想的支配下用染过色的织物制作衣服。
具体来说，五行色彩体系即我们目前所采用的色立体中的“青、红、皂、白、黄”，皂即黑，其中青代表木、红代表火、皂代表水、白代表金、黄代表土，这五种颜色被称为正色。龙纹被看做是帝王专属，同样也被认为是最尊贵的颜色，只有在皇帝的服饰上才能运用，按照等级也可以将分为多个层次。其他四种颜色青红皂白分别又可代表四个方位：东南北西，又可代表四个季节：春夏冬秋。道教的五色体系从秦汉时期就开始支配中国的服饰色彩应用制度，这一点在少数民族服饰中尤为明显。中国古代往往将少数民族，尤其是那些骁勇善战而又地理位置上又接壤中原的少数民族成为“蛮夷”，在《晋书·四夷》中记载：“人皆课露徒跌，以黑为美”，黑即是道教五行中水的代表，这一少数民族的服饰大都以黑色作为衬底，用色彩艳丽的彩线进行刺绣图案、用画布拼接图案。彝族无论男女老少仍然保留着服装都以黑色为主的传统，黑色所体现出的庄重和深沉以及那样一份神秘色彩，让这个以黑为美的民族成为拥有自己独特服饰特色的古老民族。
从以上对道教吉祥图案和色彩和传统服饰的研究中，无论是中原地区的传统服饰还是少数民族的传统服饰，道教文化无一不渗透其中，道教模式自服饰及服装配件中反复的应用着，尤其是本土民族和大部分民族都能从道教文化和道教艺术中得到借鉴，我么也从各民族的服饰中发现其深层次的道家文化内核。由此可见，道家文化为代表的华夏五千年文明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壮大，不断自身完善，成为影响民族精神和物质双方面的文化基石。从道教对传统服饰的影响我们不难看出，我国祖先所坚守的华夏文明史值得我们深挖和发扬的，正是因为的多样性，才造就了文化和艺术的多样性。从新石器时期形成的儒道文化对于传统服饰图案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是整个华夏服饰图案文化的灵魂，研究服饰图案的发展离不开道教文化的支撑，找寻到服饰文化发展的基本脉络，才是研究服饰图案发展的灵魂所在。
白马藏族是生活在甘、川两省交界处的少数族群，俗称白马人，总数过万。在特定的条件下，白马人创造出富有特色的服饰文化，并代代相传，留存至今。然而，在传统服饰的传承过程中，由于白马人所处的环境产生变化，其服饰随之发生了一定的变异。本文通过对文县白马藏族传统服饰穿戴情况的实地考察，结合文献资料，探讨白马传统服饰及功能的传承与变异现象，并分析产生的原因及特点。
目前文县白马人传统服饰穿戴人数最多、种类最齐全的场合集中在春节期间的各项欢庆活动中。根据穿着者身份的不同，白马藏族服饰主要分为普通大众服饰和宗教仪式服饰。
普通大众服饰中男装较为简单，以“沙尕帽”为主要标志。该帽为插有白色鸡翎的圆顶荷叶边白色小毡帽。相比之下女性服装较为复杂。老年妇女大都头包黑色布帕，身穿青黑色长衫，脚穿绣花布鞋，并佩戴手工绣制的荷包。青年女性节庆时多穿五彩百褶衣。这种衣服颜色艳丽，上下连体，下端百褶，领口、袖口及背部有花边或者绣花图案装饰，是白马人较有特色的服装。年轻女性们根据个人喜好，选择穿戴黑、红底花边马甲，头戴沙尕帽或者鱼骨牌。中年女性服饰则介于老人和年轻人之间。
宗教仪式服饰主要指白马人春节期间跳面具舞时的穿戴，以“池哥昼”和“麻昼”服饰为代表。这些装扮一部分与围观群众所穿戴的传统服饰类似。甚至保留了大众服饰在传承中逐渐衰亡的某些服饰元素。同时，还有一些与大众服饰完全不同的衣服样式。
“池哥昼”队伍一般由四位池哥、两位池母和2—5个知玛组成。池哥代表男性形象，头戴插有锦鸡尾翎与彩色折纸的面具，身穿白色羊皮袄，腰系毛织腰带，其间挂有一串铜铃，身后戴山羊皮卷尾，脚上穿牛皮作底澳门最新网站游戏、绣着米字花纹的番鞋，扎绣花绑腿。左手持剑，右手拿牦牛尾，威风凛凛；池母头戴插五彩纸花的面具，身穿花边衣，脚穿牛皮与麻布制作而成的番鞋。知玛的性别有男有女（表演者皆为男性），是“池哥昼”中逗乐的丑角，其装扮以为目的，男女皆不戴面具，脸抹锅底灰。通常男者头戴旧草帽，身穿麻布长衫（有些地方知玛身披旧床单、旧毛毯），手持破扇与拐杖，脚着旧草鞋。而女性知玛则头戴青黑色帕子，其上用萝卜皮做成仿鱼骨牌，手拿犏牛尾，脚穿破凉鞋。
现在薛堡寨人每年正月十五还有跳“麻昼”的习俗。“麻昼”也称“十二相”，表演时由两个池哥在前领路，两个小鬼紧跟其后，最后面是六个生肖面具。薛堡寨“麻昼”中的池哥的服饰与“池哥昼”中池哥的服饰基本相同：小鬼头戴面具，面具相貌与池哥类似，面部表情狰狞。跳舞时小鬼身穿白衬衣，外套黑色花边马甲，腰系红色毛织腰带，腰间系带穗长条状荷包，腿上绑“白缠子”（即缠在脚踝到膝盖的白色绑腿）。头戴猪、鸡、龙、虎、牛、狮面具的生肖所穿服装颇似戏曲服装，上衣为红、绿、蓝、黑等色的绣花锦缎，下裙为红、黄、蓝、绿、粉、紫等色的一色裙子，左右手中各拿一条红绿黄三色布条叠加而成的彩带。
在传承中，知玛和小鬼的衣着还保留有一些大众服饰中几乎消亡的元素。为了知玛，白马人总会给他们穿着一些“过时”的服装。例如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女性都不戴头帕了，其传承正日趋弱化，而女性小知玛头戴布帕无疑是对这一传统习惯传承方式的补充。再如以前白马男子日常服饰之一的麻布长衫，现在即使是在节庆期间，也很少有人穿戴。而某些村寨的男性知玛却穿着麻布长衫走家串户。虽然穿在知玛身上的麻布长衫略显破旧，但从服饰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说，却弥足珍贵。此外，白马人以前穿番鞋，并在小腿上裹棉、麻或毛缠绑腿，现在即使在春节期间人们也多穿球鞋、胶鞋与皮鞋。而番鞋、绑腿却被“麻昼”中的小鬼传承下来了。
服饰在传承过程中，总会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及人们自身观念的转变等原因而发生变异。早在清代，白马人的服饰就曾发生过变异。成书于乾隆年间的《皇清职贡图》曾记载文县番民“近亦多有效民间服饰者”，而光绪版《文县志》也说白马人“富者衣服与汉同”。寥寥数字，却透漏出白马人服饰变异的诸多信息：至少在《皇清职贡图》成稿的乾隆二十八年，白马人服饰就开始受到汉族服饰的影响，产生变异。但是这种变异只存在于白马人中为数不多的“富者”群体当中，规模较小，属于“萌芽”状态。大部分白马人服饰则依然保持传统，即男性头戴沙尕帽，佩戴短刀与弓矢。女性穿镶边大领褐衫，系八寸宽腰带，结辫并佩戴“珊瑚玛瑙”等头饰以及“重两许”的大银耳环。
当代社会，白马人服饰发生了剧变，日常生活中白马人多选择穿戴现代服饰。而其传统服饰的传承则是通过在节日庆典中穿戴完成的。而在传承过程中，传统服饰仍旧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变异。
目前，每逢重大场合，很多白马男子，要么直接穿西装或便服，要么选择穿戴简单的藏装。这种藏装通常为常见的藏舞演出服，据当地文化局白马人班某讲，男性穿此类服装的情况是近十几年来才出现的，衣服多为外出打工的白马人从甘南、四川等地购买而来。至于传统服饰中的长衫、番鞋、麻鞋等服装以及烟袋、牛皮沙袋和药葫芦等配饰已经很少有人佩戴了。
女性服饰的变异现象更为复杂。《皇清职贡图》和光绪版《文县志》都曾记载白马女性有佩戴珊瑚、玛瑙等昂贵装饰品的习惯。然而，当代白马女性节庆期间则喜欢佩戴鱼骨牌与沙尕帽。白马女性用红线枚圆形鱼骨牌串接后固定在辫好的发辫上，并将带有鱼骨牌的整条辫子盘在头上，鱼骨牌恰好绕额一周，而辫稍处珠串等物垂在右耳侧。由于佩戴简便，现在更多年轻女子穿戴传统服饰时喜欢佩戴沙尕帽，并在传统样式的基础上加以各色装饰，使得白马女性头饰丰富多彩。
与头饰多样化相反，白马女性耳饰和服装在传承中则日趋简化，某些服饰甚至已经衰亡了。光绪版《文县志》中有白马女性戴大耳环的习俗。而当代白马妇女依据个人喜好选择佩戴耳饰，很多人甚至没有佩戴耳饰，传统白马人饰品中的大银耳环已经在传承中衰亡了。鱼骨肚兜是未见于清代文献的传统白马女性服饰之一，目前在民间还有个别人家保存着老人留下来的这种周边绣花、中间缀有方形鱼骨牌的肚兜。但是春节期间几乎所有女性都不佩戴鱼骨肚兜，可以说鱼骨肚兜在传承过程中也走向了衰亡。以前，成套的白马女装包括上衣、下裙、外罩大褂，以及短衫、马甲等，目前很多青年女性在节庆期间仅穿一件百褶衣。此外，百褶衣本身也经历着日趋简化的渐变过程。旧制的百褶衣上边缘处及背部精美的绣花图案已逐渐被几何拼布纹样、机制花边等逐渐代替。总之，白马人传统服饰在现代环境下传承时，不可避免地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异。
马林诺斯基认为，“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地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一切文化要素……一定都是在活动着，发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服饰作为白马人文化的产物与载体，具备满足白马人日常生活以及社会生活需求的实用功能与社会文化功能。
白马人传统服饰具有身份象征、强化规范、信息承载、伦理教化、族徽象征等社会文化功能。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在传承过程中白马人传统服饰的这些功能亦随之产生变异，根据变异的程度可以分为消亡、弱化、保持、增强四种类型。
传统白马服饰的身份象征、强化规范等功能已随着白马人社会生活的变迁而逐渐消亡。传统的白马人社会是一个贫富有别、男尊女卑的社会。白马人这种身份、地位上的差距在其传统服饰上也有所体现。光绪版《文县志》记载白马人“富者衣服与汉同。余则衣服五色，不穿中衣，戴毡笠如盖，以鸡翎插之”，可见清末白马人传统服饰具有很强的身份象征功能。而通常穿戴五色衣服、戴沙尕帽的多为白马人中的普通大众。而在大众群体中，传统服饰的一些部件同样具有这种区分贫富的身份象征功能。张映全曾多次撰文，提及以前能够系上长达三米多的羊毛腰带者为白马人中的富裕户。
白马人传统服饰不仅能够体现贫富差别，还能折射出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这主要体现在白马人赋予男性某些穿戴特权上。以前沙尕帽只有男性可以佩戴，而在“池哥昼”、“麻昼”等各类面具舞中，也只有代表男性形象的池哥面具能插锦鸡尾翎。白马人借女性穿戴禁忌来强化白马社会男尊女卑的伦理观念，这使得其传统服饰因而具有强化规范的社会功能。
随着时代的变迁，几乎所有白马人的日常服饰已完全现代化，无论贫富，皆“与汉同”。伴随生活水品的提高，毛织腰带不再是富裕户的象征，所有白马女性只要选择穿戴百褶衣，都会系上红毛腰带。此外，节日期间女性佩沙尕帽的情况在白马人中已习以为常。白马人传统服饰身份象征、强化规范的功能在现代生活环境下已消亡殆尽。
传统白马人服饰有很强的信息承载功能，透过服饰可以了解到白马人的及其与周邻其他民族之间的关联。然而，在传承的过程中，白马人传统服饰的信息承载功能正在随着服装工艺的简化以及穿戴人群的缩小而日趋弱化。
如前文所述，早期白马妇女会在百褶衣、鞋垫等衣物之上绣精美的图案，这些图案主要包括日月星辰、动物花草等内容，反映了白马人对大自然的崇拜。然而，随着近年来新装对这些纹样的简化，传统服饰对于白马人的承载功能已有所弱化。
目前，白马人中老年人还有包头帕、穿长衫、裹绑腿、穿绣花鞋的习惯。与藏彝走廊其他民族的服饰有着很强的关联性，体现出白马人与其他民族之间文化共享的特质。然而，中青年人已经很少穿戴上述服饰，受众群体范围的缩小使得传统白马人服饰承载多元文化的功能日益弱化。
传统的白马人服饰具有伦理教化功能。池哥与池母是白马人心中的神，分别代表男性和女性形象，而知玛相传为白马女性与外族通婚所生的后裔。在“池哥昼”仪式中，知玛服饰的丑陋与池哥服饰的威严、池母服饰的华美形成强烈的对比。白马人正是通过池哥、池母与知玛服饰的差异告诫族人，血统纯正的白马人男性会如池哥一般英武雄健，女性则像池母一样华美优雅，而一旦与外族通婚，生下的孩子则会像知玛一样衣着破烂、丑态百出。因此千万不可与外族通婚。
白马人之所以如此排斥族际通婚，主要是由于白马人长期以来在人口数量上相对藏彝走廊边缘地带的其他族群来说一直处于劣势，一旦与外族通婚，则白马人固有的文化，甚至白马人将融合于其他族群当中。正因为如此，在白马人的传统观念中总是排斥族际通婚。目前，大部分白马人依旧实行内部通婚，白马人传统服饰的伦理教化功能仍旧没有改变，是传统服饰诸多功能之中最为稳定的一大功能。
沙尕帽向来是白马人的标志，具有族徽标识功能。《皇清职贡图》中称白马人“男帽插鸡翎”，而光绪版《文县志》也有白马男子“带毡笠如盖，以鸡翎插之”的记载。目前在白马人传统服饰整体呈现现代化的趋势下，沙尕帽的族徽标识功能不但没有弱化，反而增强了。
每逢重大场合，例如春节期间举寨欢庆表演“池哥昼”、“麻昼”，跳圆圆舞、迎接火把时，参加青年男女婚礼时，以及出席各重要会议时，白马男子不管是穿戴普通藏装还是现代服装，都喜欢佩戴沙尕帽，以显示其白马人的族群身份；而在男女平等的新时代，越来越多的女性在穿戴传统服饰时选择佩戴沙尕帽，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沙尕帽具有的族徽标识功能。沙尕帽从过去仅能被白马男性佩戴到今天成为所有白马人族群身份的主要标志，其族徽标识功能比起以往则大大增强了。
传承与变异是服饰文化的两大特点。在传承的过程中，传统服饰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系列变异，而面对不断发生变异的服饰，人们仍旧尽量保持传统服饰的文化特色。白马人的传统服饰在传承与变异当中，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在传统的自然经济社会下，白马人用自制的织机将麻线、羊毛线纺织成衣料，并手工缝制衣服、腰带、绑腿等服装。而在商品经济下，白马都直接购置衣物，会使用传统织布机的人越来越少。新制的传统服装的衣料和裁剪过程都体现出现代化特色。据文县文化局白马人班某介绍，现在缝制传统服装的衣料大都是市场上购得的成品，而缝制时也都依靠缝纫机提高生产效率。以前纯手工缝制一件衣服需要一个月的时间，现在用机器一次可以做好几件衣服，用不了几天就能完工。
伴随着服饰生产与加工的现代化，白马人的传统服饰的商品性质也日益增强。在传统的小农经济下，白马女性会在农闲时节缝衣绣花，供自家亲朋好友穿戴。这种服饰是凝结每位女性智慧的劳动产品，不具备商品性质。目前文县的白马村寨中，大体上一个村庄只有3-4个人会缝制传统服装，会刺绣的妇女人数略多一些。白马人如果需要准备传统服饰，则需要出钱请这些能够缝制传统服饰的人帮忙制作。通常一件机器制作、手工绣花的服装在两千元左右，而一顶普通的沙尕帽则在两百元左右。传统服饰从原料购置到加工缝制再到成品产出的各个环节，都有流通与交换，并且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白马人传统服饰的商品化特征已非常明显。
基于现代服装的诸多优点，多数当代白马人，特别是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多穿戴现代服装。而每当举行婚礼仪式、参加民族传统活动、欢庆传统节日时，白马人又纷纷穿上传统服饰，以前的日常服饰因而转化为节庆礼服。
在日常服饰向节庆礼服的转化过程中，传统服饰的实用功能逐渐弱化，而文化象征功能却增强了。当传统服饰被作为日常服饰使用时，它的主要功能为御寒保暖、辅助生产等实用功能。而当这些实用功能被性能更加卓越的现代服饰代替时，白马人传统服饰的文化象征功能则凸显出来。作为社会文化的外在表象，人们穿戴传统服饰可以最为直接地表达自己族群所代表的文化。白马人在各种民俗文化活动中穿戴具有自己群体特色的传统服饰，不仅能够在视觉上渲染喜庆的气氛，使得自身与本部落传统文化活动融为一体。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有意识地穿戴传统服饰，白马人将自己特有的文化信息展现给外界、传递给下一代，实现文化上的交流与传承。
白马人传统服饰，不分男女，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变异。从整个白马人服饰文化变迁的过程来看，男性服饰变异的程度远远超过女性服饰。从人口比例上来看，目前节日期间选择穿戴传统服饰的女性人口要多于男性。而从传统服饰的穿戴状况来看，男性除了头戴沙尕帽之外，很少穿着其他的传统服饰。不仅如此，一些白马男子还穿上了从甘南、四川等地购置的藏袍，男性传统服饰发生了很大变化。而白马人传统女性服饰在传承时则产生相对较小的变异。虽然服饰整体日趋简化、面料日益现代化，但传统白马人服饰的核心特点，即不同于其他族群服饰的形象特征未曾改变。
造成男性服饰的变异性大于女性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白马人传统服饰的演变方式的差异。女性服饰的变异，多属于伴随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能动性变异。女性服饰在制作过程中选择现代化原料以及工具和工艺都是对原有传统服饰的一种主动改进：在对外交流中，来自外界的强势文化以及社会主流文化对白马人传统服饰的影响是导致男性服饰彻底变革的主要原因。在对外交往中，白马人不得不通过改变自己固有的生活习俗来适应强势文化和主流文化，传统服饰也随之产生变异。由于男性承担相对较多的对外交往活动，男性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要远大于女性，因而白马人男性服饰的变异要远大于女性。
白马人传统服饰有很强的符号象征性，具体说来可以分为地域象征性服饰与族群象征性服饰两类。在白马人传统服饰体系中，头帕、绑腿、刺绣等服饰，与周边其他民族服饰习惯极其类似，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而鱼骨牌、沙尕帽则是白马人特有的服饰，是区别于白马人和其他群体的重要标记之一，具有很强的族群象征性。目前，在节日期间，大部分人只穿西裤和新式皮鞋，仅有“麻昼”的小鬼保留绑腿的习俗：在白马女性中，包头帕者多为老年人，而鱼骨牌和沙尕帽则是实际穿戴和广泛宣传中白马女性服饰的典型代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服饰整体趋向现代化、传统服饰文化象征功能增强的情况下，代表地域特征的服饰部件正在随着传统服饰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的降低而逐渐衰落，而代表族群特色的传统服饰则伴随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而受到白马人的高度重视。
当今社会，女性在事业、工作上与男性平分秋色，共同承担经济建设的重任，女强人不乏其人，由于女性自身的身段优势，现代女性除具备较强的工作能力之外，还应具备良好的形象与气质，其中服饰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俗话说“三分相貌，七分打扮”，“人靠衣装，美靠靓妆”。女性服饰除了上班着职业装、正装之外，在正式场合、晚宴、举行盛大活动时，还可着旗袍展示其迷人的风采。特别是礼仪小姐，身着旗袍款款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以其独特的东方魅力吸引无数的目光。
旗袍始于清代，清太祖努尔哈赤统帅千军万马，驰骋疆场，统一了女真族各部。设立了清军中的红、蓝、黄、自四正旗。入关后又增添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四镶旗，以此来区分、统驭所属军民，称做“八旗”。八旗所属臣民习惯穿长袍，是满族的土著服装，故此而得名为“旗袍”。旗袍是满族妇女传统服饰工艺品，又是满族男女老少一年四季都穿着的服饰，裁剪很简单，四片裁制，衣衩较长，主要特征有右衽大襟，饰以各式袢扣，直腰身，袍身宽大，“元宝领”用得十分普遍，领高盖住腮帮甚至碰到耳，袍身上多绣以各色花纹，领、袖、襟都有多重宽大的滚边。…满族贵族妇女的旗袍，面料多为绸缎，图案大都是吉祥纹饰，走起路来像是“风摆荷叶”。到2O世纪2O年代，旗袍就从清代满族妇女服装中脱胎而出，满汉女子服饰不断融合为一，并吸收了西洋服装式样改进而定型的。当初的旗袍样式，袖口收紧，滚边减窄，纹样刺绣稍作简略，衣身略短。到2O年代末，受西方裙装的影响，旗袍的样式有了明显的改变，如缩短长度、收紧腰身等等，使旗袍变为收腰合体曲线式，展现了女性的凹凸特征，具备了现代女装的基本特征和流行基础。
进入三、四十年代后，旗袍造型完美成熟，全世界家喻户晓，堪称经典之作，是旗袍的顶峰时期。这时的旗袍采用高立领、吸腰、短袖、纽襻、斜襟、高开衩，袍子忽短忽长，剪裁和造型学习了西裙特点，线条更流畅，使旗袍更加合身，展露女性玲珑突兀的优美体态。”面料上，纱、绉、绸、缎、花呢、棉布等都在应用。
1949年解放前夕，旗袍已经相当普遍，每位女性基本上都会有一两件，成为城市妇女的日常便装。但新中国建立后，妇女穿衣服鄙弃穿红戴绿，鄙弃小资情调。她们象解放区那样，穿着朴素的军装、列宁装，把对美的追求投身到极大的工作热情之中。于是，旗袍所蕴含的悠闲、舒适、柔曼的大家闺秀形象，已失去了其生存的意义。
1956年，据说苏联的某到中国访问时提出，中国人的服装要体现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新面貌，于是，我们国家提出口号“人人穿花衣裳”，于是旗袍便一显身手，但此时的旗袍不妖也不媚，不柔也不刚，增添了一种朴素、自然、健康的内涵，强调实用、大方的原则。尔后服装设计师对中国的旗袍一直不断地进行改良，使这种民族服装既具有东方特色，又符合世界时装的流行趋势，具有优雅、贤淑气质的旗袍，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得到了国际的公认。
旗袍穿在女性身上，体现婀娜多姿的身段，加上袍裙包裹在身上，步子迈不大，只能小碎步走，配上优雅的手势，扭动的腰肢，款款的前行，女性的柔美就表露无遗。就象水蛇舞动，柳枝飘过，古典妇女的婉约、清丽、内敛，实在精辟。外柔内刚也好，外刚内柔亦罢，都说女人是水做的，柔这一字是女人的专利，怎么着也要在骨子里透出那么一丝丝的柔，才为之精品。而旗袍实在是女性用来表现女人味的绝佳武器，或清纯或娇俏，或古典或，或大家风范或小鸟依人，或时代感十足或柔情似水，总之，旗袍的美有目共睹，令人叫绝。
着旗袍要求女性凹凸有致，该凸则凸，该凹则凹，太胖与太瘦都不适合穿旗袍，它特别适合东方女子的身材。因为东方女子身材娇小，比起欧美妇女肥臀粗腰，要玲珑精致得多。水桶腰、肥，断然穿不出旗袍的风韵来的。看过外国女子穿旗袍，或是肩膀过宽显膀，或是手臂太粗显壮，又或是腿太长显得突兀，总之不尽完美，感觉不到旗袍特有的美感。《苟子·君道篇》日“楚庄王好细腰，故朝有饿人”，汉人喜欢细腰曲折如此可见。娇细婀娜的女性，窈窕淑女，长期以来一直成为男权社会的审美倾向。直到唐代转而喜欢丰腴满满，“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烟”。而旗袍含有此两种遗风，使得女子更加窈窕抢眼、曲线玲珑。旗袍的特点是上紧下松，这样的设计正好显现了东方女人的体态美，又巧妙地掩饰了东方女子体型上的不足。高而紧的立领，突出了中国女子精致的面庞，纤细的脖颈。而腰身处贴身的线条恰好隐藏了东方人稍窄的肩膀又突出了东方女人特有的圆润。
旗袍的高衩，伴随着轻盈的步履，摇曳生姿，若隐若现，有时露出女性优美的大腿，有时又象裹了一层绸缎，飘飘渺渺，通过未知使人产生各种奇妙的想象，东方的含蓄、内敛发挥得极致，处处显得精致、典雅、温柔、飘逸，越发显得神秘与高贵。旗袍看似密实，包裹着本应包裹的，但它又是最的，不经意地展现了所有能展示的。蜻蜒形的盘扣，像一把把小锁，锁住了身体上的几处，仿佛在庄重地告知异性：这里是，但却又明明白白地显示着它独特的韵致，无时不透露出女子身体的楚楚动人。
旗袍穿着既要光鲜亮眼，又要得体大方。服装不能脱离而孤立存在，旗袍也一样。女性的头、颈、肩、臂、胸、腰、臀、?腿以及手足，构成众多曲线巧妙结合的完美整体。旗袍的审美，从头谈起。
首先脖子要细长，高立领衬长脖子，有一种娉婷的美感。其次肩膀要园溜，宽肩阔背穿旗袍会显得雄壮、伟岸，有了阳刚却缺少柔美，这是旗袍的大忌。大小要合适，太凸与太平都不适宜，骨感是穿不出旗袍的味道来的。再次，腰身要细，腰身太粗的人穿旗袍不美观，小肚腩厚脂肪是会影响旗袍的视觉美的。臀部要稍丰满，略微有点翘才显得女性的曲线美。还有，身高个头要适中，1．60～1．70米最合适。过高过矮都会破坏旗袍的整体美及风韵。
职业旗袍是指职业女性上班时所穿的旗袍。它开衩不宜过高，一般在膝盖往上23厘米左右。花色适宜端庄素雅一些，选用小花、素格、细条丝绸制做的旗袍，可表现出温柔、稳重的风格。旗袍面料夏季可用棉布、丝绸、麻纱等做面料，秋冬季可采用锦丝绒、五彩缎制作。配饰不宜过多过艳。
社交旗袍花色可选精致亮丽的图案，以装饰感极强的局部设计来突出高贵优雅的特色，如闪闪发光的亮片，特别适合晚宴穿着。高贵的旗袍最好选用织锦缎、古香缎、金玉缎、绉缎、乔其立绒、金丝绒等等，夏季适宜选用真丝双绉、绢纺、电力纺、杭罗等真丝织品。因丝织品质地柔软、轻盈不粘身、舒适透凉。春秋季适宜新型的混纺棉加丝、蕾丝为佳。这些高级面料制做的的旗袍能充分表现东方女性体型美、点线突出，丰韵而柔媚，华贵而高雅，如果在胸、领、襟稍加点缀装饰，采用雕绣、拼绣、镶嵌、打结造花等特殊工艺加强古典味道，更为光彩夺目。最佳的旗袍长度是达到穿着者的脚背，而开衩的高度，一般可在大腿高、中部以下。
社交旗袍的穿着与各种佩饰搭配十分讲究，遵循和谐美观雍容华贵的原则。精致、养眼的配饰能锦上添花，适当佩戴金、银、珍珠、玛瑙等精致的项链，耳坠，胸花等。不论价格多高、品质精良、做工精细的旗袍，如果忽视了配饰，将会变得平淡无奇。珍珠项链、玉镯是旗袍的传统伴侣，但最新的伙伴是小巧而璀璨的名表，和的旗袍撞击出时代感极强的火花。裘皮大衣、毛呢大衣、短小西装、开襟小毛衣和各种披肩可与旗袍配套穿着。
另外，鞋子宜穿与旗袍颜色相同或相近的高跟或半高跟皮鞋，亦可配穿面料高级、制作考究的绣花坡跟布鞋。
礼仪小姐的旗袍，最好选用单一的颜色，红色、、紫色、金色、绿色等，面料以典雅华丽、柔滑挺括的织锦缎、古香缎和金丝缎等各种缎和丝绒类为上乘。同时，还要配以：
头发：适宜盘个发髻，显得精神：或是烫发，可以做成各种发型，头发的造型能弥补脸型的缺陷，让发型、脸型、旗袍起到协调的效果。化妆：礼仪小姐穿旗袍，一定要化妆，带着彩妆，显得妩媚动人。
配饰：常见的项链与耳环搭配，有穗型、纽扣型、垂坠式、环绕式等，当选择短而紧凑的项链时，佩带垂坠式的摇摆流动的耳环会显得活泼有生气。当选择长而垂坠的项链时，则适合纽扣型的耳饰会让人感觉有平衡感。另外要注意耳环的形状不应与脸型“雷同”，即圆脸型不应戴圆耳环，长脸型不宜戴长耳环，方脸型不应戴方耳环。不然会使自己的脸型被强化得走样。
鞋子：适宜穿中、高跟鞋，不仅能起到增高的作用，而且能起到收腹、挺胸、抬头、直腰，达到健美和曲线美的效果。走姿：上身挺直，双肩平稳，目光平视，下颌微收，面带微笑。挺胸、收腹，使身体略微上提。手臂伸直放松，手指自然弯曲，或自然交叉放于小腹前，双臂自然摆动。轻柔步履自然，尽显女性风采。
辛亥后，时装流行的中心由苏州、扬州转至上海。上海是妇女寻求解放的前沿阵地，掀起了女权运动浪潮，寻求解放的社会大气候荡涤着服饰妆扮上的陈规陋习，趋向于简洁，大方，色调力求淡雅，注重体现女性的自然美和健康美。当时上海的女学生作为知识女性代表，成为社会的理想化身，她们年轻、时尚，是旗袍流行的先驱者以至社会各行各业、都市名媛、时尚人物纷纷效仿女学生打扮。当时学生女装流行上衣下裙式，上衣有衫、袄、背心，样式有对襟、琵琶襟、一字襟、大襟、直襟、斜襟等变化。领、袖、襟、摆多镶嵌滚花边或刺绣纹样，衣摆有方有圆、宽瘦长短的变化也较多。随着“五四”运动推向，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开展，进一步唤醒人们对美的渴望，提出自由、进步、的口号。与此同时，上海服饰首当其冲，走在时代前列，追求服饰的新潮时髦、改良与解放，成为当时的风气。领子忽高忽矮，腰身裁剪合贴，无袖短袖，开衩的高矮，使旗袍彻底摆脱了老面孔，改变了中国妇女长期以来束胸宽袍裹臂的旧貌，让女性体态美和曲线美充分展示出来，把历来饱受封建时代压制的女性置于服饰艺术的浪尖上，同时非常明确地提出对于禁欲主义的一种反抗，为女性解放立了汗马功劳。
近年来，我们的旗袍深受国际时装界的青睐，无袖、收腰、高开衩、超短、低胸、裸背等各种形式变化无穷。珠片、亮片、闪光、刺绣、绲边、织物印花、扎染等工艺装饰大放异彩，颜色浓烈、亮丽、跳跃、浓重、柔和、不对称，大胆突破了旗袍原有模式，融入了时代创新精神，注入了时代的血液，赋予了青春的活力，用一种崭新的观念，抒发着一种崭新的情怀，展现了东方神韵之美。中国模特小姐选秀比赛，一般都有旗袍礼服表演。歌星影星，也纷纷穿上旗袍秀一秀和窈窕的身段，美女巩俐连续几年穿着旗袍式的礼服出席国际影展，衬托出丰满的身姿；刘嘉玲也在旗袍中演绎国际名牌大腕的豪华风韵；章子仪在穿腻肚兜之后，也开始做冷艳的旗袍造型；万人迷陈好穿旗袍风情万种，女人味十足；赵雅之把旗袍穿到极致；赵薇扎着两根大辫子演绎清纯的女学生，一大批明星竟相争奇斗妍，来一场旗袍PK秀。2004年，在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中国作为下一届举办国，要表演一个节目。中方代表出的是——l4名中国女孩，身穿改良的短旗袍，红底白色大牡丹花为图案的传统花色，用传统的琵琶、二胡等民族乐器共同演奏了中国乐曲《》——浓郁的“中国味道”，把“中国风”吹向全世界，东方的魅力显示她独到的韵味，全世界眼睛～亮，为之惊叹、羡慕。
在2008年奥运会上，我们的礼仪小姐身着五色传统礼服，既有时代气息，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实在是相得益彰，绝美无比。你看粉红色系列的“粉宝花”，用传统盘金绣工艺制作的宝相花图案腰饰，分割出完美的比例。清新淡雅的“玉脂白”系列，彩绣腰封和玉佩的设计，是中国玉文化的反映又是对传统旗袍设计的一次创新。绿色与牙白色丝绸面料的完美搭配，突出了中国女性内敛、含蓄的气质。自然和谐的“国槐绿”系列，洋溢着朝气蓬勃的生命力和郁郁葱葱的环境，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愿望及坚守“绿色奥运”的决心。立体银线绣制的吉祥牡丹与卷曲花纹，更显女性娜多姿、柔美曲线的身段和东方女性的恬静气质。温润典雅的“蓝牡丹”系列，中式的立领配以西式的肩部设计尽现中国女性落落大方的高贵气质。图案选用江山海牙纹、牡丹花纹，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吉祥纹样，蕴含了浓郁的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情还有典雅端庄的“青花瓷”系列，一看就知道设计理念取材于世界闻名的中国青花瓷器。白底蓝花，传统乱针绣形象逼真地再现了青花瓷的晕染效果。“这不仅是奥运精神的风采，更是中国传统服饰走向世界得到肯定的展示。
旗袍不仅深受国人青睐，现在旗袍已经作为最能衬托中国女性身材和气质的中国时装代表。国外，还有不少设计大师以旗袍为灵感，推出了有国际风味的旗袍，是中国旗袍与欧洲晚礼服联姻的产物。
人类作为智能化生命，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永无止境的进取性，以自身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愉悦人世生活，促进每个人的充分自由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承传延续的生命演绎历程。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服饰文化理应遵循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服饰的文化意义在于适应自然环境以满足生存需要、方便生活日用以便利身体活动、美化身姿体态以娱悦身心健康、显示社会身份以表征社会角色等。作为的延伸，服饰还能够表现出穿着者的长处和特点，极富魅力地表现个性、和心理特征。为此，服饰设计不仅要切合现时美观大方的流行趋势，使其富有突出的个性表现力，体认穿着者的心理特征和观赏者的趋同心态，而且应将传统服饰文化融入其中，凸显其生命蕴涵和审美意蕴，将传统与时尚有机融合。惟有如此，方能真正营造出有底蕴的时尚服饰文化。
服饰是人类生活要素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并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服装的款式设计、面料选用、颜色组合等，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状况，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审美观念。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附着于物质载体之上的主体美的物化形态，既主张象征表意性又倡导审美愉悦性，既注重形式美的创造又崇尚情感意念的表达，使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完美统一，以情景交融、意象统一之美来展示民族美学的生命艺术品位。f”以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颜色为例，其文化内涵亦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演变，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审美特征。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生活色彩浓郁，它以等级标识为主要体征，并被赋予特定的伦理意义，如商代将取于自然的青蓝、赤红、黄、白、黑五种颜色视作尊贵色彩，规定只有奴隶主和贵族阶层的着装才能使用这些颜色，且“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髓，黑与青谓之献，五彩备谓之绣”。此外，将五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相结合，与五行等相对应，构成了所谓“五方正色”的图式，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推衍出“五德终始说”，将之与生命道德联系在一起，如商以金德王、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红色，秦以水德王、尚黑色等。先秦之后，到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服饰色彩作为伦理的外在形态直接被用来“别上下、明贵贱”，成为统治阶级等级差别的标志性象征，而和龙纹则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高压和儒家礼教思想的双重作用下，色彩的应用已脱离自然的物质属性及其本来意义而被赋予了浓厚的伦理色彩。可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它出干对自然和生命的无限崇拜以及对等级标识的刻意表述而呈现出明快的色彩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整体效果既赏心悦目又简单大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
人类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文化的王国，文化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进程而发展，并在社会的进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服饰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一方面，服饰是文化重要的构成要素，文化的发展刺激着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又丰富了文化的内涵，把文化对自然的改造与人的自身培养及生命审美联系在了一起，最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著名人类学家佛朗慈·波阿斯在《原始艺术》中指出:“追求艺术表现和优雅的外观，是人类的共性。可以说，在古代社会中，许多人已经感觉到美化生活的必要，他们的意识，要比文明了的后代敏锐得多，强烈得多。在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中，服装对于人类已不仅仅限于遮体御寒，还能满足人们在其他方面的心理需要和生命体认，如中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猎手用猎物的牙齿、蹄爪、羽毛或尾巴装饰在自己衣物上，以显示其英勇无敌或地位崇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衣服的质料、颜色、式样及附属装饰越来越与整个社会心态和个性心理相呼应，服饰本身作为一种信息符号，能够传达时代风尚、文化特色以及个人的文化教养、知识水平、风度气质与社会角色方面的信息。衣服被视为人的“第二皮肤”，它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尤其是女性的个性和心理状态。美国服装学家布兰奇·佩尼在(世界服装史》中写道:“将一种鲜花戴在头上，或者以酸梅果汁把双唇染上红色的第一位姑娘，必定有她自己的审美观点……女性服装的质料、色彩、缝制以及与服装相匹配的佩饰能够加强女性自身身份及在特定场合的自信心、风度、竞争力量。
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婉约与中国人和平、知足、中庸的取向相一致。儒家“中庸”之“中”、华夏“中国”之“中”澳门最新网站游戏，皆强调“不过分而和谐”，这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有明显体现。中国传统民族服装既不像西服那般可精确勾勒，又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用一块布随意地披挂或缠裹于身上，而是采取“半适体”的样式，即倡导一种包藏又不局限的若即若离的含蓄美。究其原因，“平和性情”自古以来就作为一种美德为中华民族的先辈所推崇，所谓“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追求幸福的真谛是“精神快乐休闲，胜干物质进步”。这反映在服饰文化中就是讲究随意、闲适、和谐，没有过分的突出、夸张和刻意的造型，于恬淡之中给人一种含蓄、平和而神秘的美感。中国传统服装的制作者(裁缝)在设计和制作服装的过程中凭借直觉与经验，于“适体”中呈现的是一种含蓄的“情理美”，而非西方那种以数理为基础的精确到尺寸的“理性美”。
“含蓄”属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美的范畴，这一手法通常将作者的情感表达寓于作品的形象和意境之中，以达到启发联想、耐人回味之艺术效果，彰显“情中有景，景外含情”的艺术境界。这类似于中国画中的写意手法，即不豺着于对事物的客观再现，而强调欣赏某种朦胧的含蓄美，在虚实关系上偏重于对“虚”的张扬。引入到服饰文化的艺术创作中，就是设计者特别注重“不着迹象、超逸灵动”之美，不刻意追求数字上的精确性或纯形式的客观美感，而是崇尚用无穷的意象美含蓄地表现情感。如用宽衣大袍、中规中矩的样式或写实与变体相结合的动物、几何纹样、花草枝、藤蔓纹等具有抽象和寓意的服饰图案来传达一种与或伦理的关联意向。
汉初之“袍”被作为礼服，一般多为大袖，袖口部分收紧缩小，紧窄部分为“祛”，袖身宽大部分为“袂”，所谓“张袂成荫”就是形象化的描述;而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其画像人物皆穿着宽敞的衣衫，衫领敞开，袒露胸怀，或赤足，或散发，无羁放荡，张扬着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的人生品性，给世人以高山流水般随性自然的审美意境。中国传统的女性服装旗袍，是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完美结合的典范，它造型完美、结构适体、内外和谐，是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是中华服饰文化的代表，在女装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旗袍的设计表面上不温不火，实质上内涵丰富、意蕴幽远，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融通。光滑的质感和简洁的造型表现出流畅明快的线条与和谐一体的气韵，展示出东方女子温柔、典雅之美。这种气韵不仅展于外表，而且沉于内心。穿上旗袍，既能衬托出东方女性优美的身段，又能显示出其幽雅的心境和悠闲的生活节奏，充分展示出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美，呈现出一种宛若自然生命律动的朦胧佳境。
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纵观华夏服饰文明的发展史可知，“谐调”、“统一”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真谛。自中国服饰文化诞生伊始，就遵循着理物取暖与审美表现、标识显示与象征表达、个性突出与喜庆吉祥相结合的制作原则，以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服饰与社会、服饰与人群的和谐统一，而情景交融、意象统一更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最珍贵的审美品质。比如，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本元素，“标示突出文化”同主要应用于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对等级尊卑、行业职别、年龄性别的标示和意念表达上，从原始部落首领与狩猎功臣的服饰标示到封建帝王的官服标示，从文官武官的服饰标示到现代军装、职业装、晚礼服的服饰标示等，均彰显着其“标示突出文化”的审美底蕴。当然，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承载着传统儒家中庸观，受因素的影响颇深;而20世纪中期的“绿色”服装覆盖全国，“军干装”及其灰色基调也使中国服饰呈现简单划一的窘况。然而，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占数千年发展主流的是“谐调”、“统一”的服饰文化，理应将之发扬光大，诸如以原色表现为主的大气而豪放的色彩文化，以追求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统一并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社会、人群协调一致的完美原则，以民俗吉祥意象为特征的表现形式等，的服饰文化都应予以承传拓展。
在当代中国，传统服饰与时尚设计的审美融通对提高服装的文化附加值、满足时尚消费需求、缔造民族特色品牌、开拓国内外市场具有特殊意义。全球化时代的服装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各国服装设计师在服装设计中都很注重对本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借用，以张扬本国服饰文化和民族特色。目前，中国现代服装设计整体上还存在着设计理念落后、创意不够、没能把传统服饰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之中等问题;加之国外品牌纷纷涌入，国内又缺乏与之抗衡的品牌，使中国的服装设计在国内、国际竞争中均处于不利地位，严重影响了中国服装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当务之急是在借鉴传统文化符号的基础上，将传统与时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将之从表面符号的简单借用提升到对服饰文化内涵的审美体认与表征阴，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发展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时尚设计和谐融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服饰文化。
实现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的完美融通，实质就是一种在继承传统服饰文化基础上的创新。这种创新首先须领会传统文化，否则创新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设计师要在精神文化层面上把握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精神理念，将我国传统文化元素与各种时尚理念、理论资源加以整合，把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创造性地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丰富其文化蕴意，提升产品的文化附加值，防止对传统元素符号化、表面化的简单组合或图解式、猎奇式的样品展览。好的服装设计创意是设计师在把握了传统服饰文化理念之后，结合时尚理念和设计原则，对传统文化积累、消化并感悟的一种自然情感表述，而不是现买现卖、照猫画虎。河南“丙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中展示的服装就非常具有文化价值。拜祖服装系列大多采用的是中性的流行色系列，颜色迥异、面料粗朴，以金色缎带镶边;纽扣的设计则采用盘扣样式，其金属材质与服装面料及服装的金边质地形成细腻的对比;袖口翻边采用缎织纹路，既有古朴特点又有现代的工艺形式。整个设计将传统元素与时尚设计完美结合，加之祭祖大典本身的特殊意义，可谓形式与内容完全融合在一起，取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所以，当代中国的时尚服饰设计应该分析研究传统服饰的配色及制作规律，理解、感悟传统服饰文化的深厚、博大与凝重，并使之巧妙地运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来，加之挑花、刺绣、蜡染、扎染、手绘、编织、织花、抽纱等现代工艺，并结合时代流行趋势与时代特征，将继承传统与探索创新有机结合，这样才能创造出既有时代感又有民族神韵的服装。
1前言所谓的中国传统元素应该就是让人们看到后马上会联想到“传统中国”,看上去就知道是从中国文化中脱胎出来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之所以经久不衰,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许多传统文化都蕴含在服饰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儒家思想。它的核心是中庸、和谐、内敛。这些传统文化都可以在服装上得以充分的体现。比如服饰里渐变过渡的中间色,它给人的感觉是温文尔雅,宁静致远,这就是一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好的风格;宽袍大袖也是从汉代服饰发展而来的一种服装样式;还有丝绸的材质等等。东方和西方的服饰对比起来就好像西方人更强调竞争、中国的传统则是讲究平和的,如放风筝、太极等,讲究的是自我完善的过程,是一种内在的修行。中国传统元素是一种神韵,不是一件旗袍、大灯笼袖或者某种色彩可以诠释的[1]。
2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服饰中的体现无论是哪种形式的服装必然包含着三个元素,那就是面料、色彩和款式。不同年龄或不同身份地位和消费水平的人对这三个服饰里的重要元素都有着不同的需求,根据季节的变化还有科技、工艺水平的不断发展,服装的面料、色彩和款式也都在不断地改进和更新,所以这三个重要因素足以让服饰千变万化,来适应各种人群对中式服装的不同需要。中国传统元素在服装里可以体现在这三方面的任意一点上。
服饰是人类生活要素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并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服装的款式设计、面料选用、颜色组合等，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状况，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审美观念。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附着于物质载体之上的主体美的物化形态，既主张象征表意性，又倡导审美愉悦性，既注重形式美的创造，又崇尚情感意念的表达，使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完美统一，以情景交融、意象统一之美来展示民族美学的生命艺术品位。以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颜色为例，其文化内涵亦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演变，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审美特征。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生活色彩浓郁，它以等级标识为主要特征，并被赋予特定的伦理意义，如商代将取于自然的青蓝、赤红、黄、白、黑五种颜色视作尊贵色彩，规定只有奴隶主和贵族阶层的着装才能使用，且“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髓，黑与青谓之献，五彩备谓之绣”。此外，将五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相结合，与五行等相对应，构成了所谓“五方正色”的图式，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推衍出“五德终始说”，将之与生命道德联系在一起，如商以金德王、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红色，秦以水德王、尚黑色等。先秦之后，到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服饰色彩作为伦理的外在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