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游戏APP下载推动中华文明在交流互鉴中丰富和发展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近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在上海召开，来自近6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专家学者及有关方面代表与会。大会主题是“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与会代表围绕中华文明、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道路、文明交流互鉴、中国学研究等议题进行交流讨论。本报特摘登部分专家学者大会发言，以飨读者。
2022年10月12日，意大利女宇航员萨曼莎·克里斯雷蒂在一条“太空推特”中引用了中国“书圣”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的名句“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引发国际网友热议，成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一段佳话。这段佳话，揭示了跨文化交流的主旨，展现了“与古人对话”的意旨，体现了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价值。
与古人对话、与历史神交，才能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智慧，从而生发出对民族文化的自信，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进入新时代以来，习总强调，“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阐释了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等重大命题，为我们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指明了方向。
2014年9月24日，习总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上强调：“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
“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这是习总念兹在兹的重要要求。“软实力”（SoftPower）这个概念虽是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但其所蕴含的精神理念，中华文化古已有之。老子在《道德经》中即提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在中国古代文化领域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也特别强调“柔”的力量，“儒”字本身即带有“柔”的意蕴。汉代学者郑玄在阐释《礼记·儒行》时点明：“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可以说，中华民族是最早认识并运用“软实力”的古老民族，一直倡导以文教力量“怀柔远人”。
习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当今世界，人类文明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同时，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等。我们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用其指导我们的现代化实践。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我们推动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首先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和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
儒家既承认人生的意义是“修身立己”，又强调人生的意义离不开社群关系。一方面，儒家是承认人性之私的，认为人们总是优先将自己的爱施与至亲，所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另一方面，儒家又提出要规导人性之私，希望人们能够“推己及人”，能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简略而言，儒家文化强调“执两用中”，是不能以西方“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两端来作机械理解的。中华传统智慧超越西方“个人理性”，既反对“损人利己”，但也不是不切实际地“损己利人”。中华传统的“孔子改进”比之西方传统的“帕累托改进”，其高明之处正在于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厘清了上述文化立场，我们才能够更好地“与世界同行”。不妨重温习总2013年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要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那种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做法既不道德，也难以持久。”从中华文化的角度看，损人利己的外交政策不仅在道德层面不可取，在现实层面也不可持续，自身最终必受其害。
2021年3月22日，正在福建考察的习总来到朱熹园，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朱熹曾在福建开办书院讲学，“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2018年6月习总在十九届中央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引用的这句古语，正出自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这是朱熹针对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所作出的延伸阐释。几千年来，“民本”思想在中国文明层面具有超越时空的历史意义。朱熹本人曾任福建漳州知府，“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南宋大词人辛弃疾曾在福州担任主官，这些古代先贤都在八闽大地的地方执政中实践了“民本”思想澳门最新网站游戏。在几千年治国理政实践中，中华文明形成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当下，通过传承与转化，“民本”“和合”“大同”等传统文化精髓仍然可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养分，具有十分重要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
在国际交流实践中，经常遇到一个对外传播与文化阐释的难题——如何翻译中国文明的一些关键概念。比如“大同”，有人将其翻译为“AlltheSame”，好像“大同”就是“一切相同”，这显然是不准确的。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所谓“和而不同方能大同”，如果什么都一样了，反而不是“大同”了。我认为，“大同”可以解读为“大处相同”——就是说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最高层面我们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具体的实践形式、表现样式、衡量方式上各有差异，对此我们应该相互尊重和充分理解。所以，我觉得用“DiversityinUnity”，即“多元一体”翻译“大同”更为合适一些。朱熹曾在福建以书院兴学，致力于地方教化，把中原文化与闽南特色相结合。就中华文化而言，普遍性与特殊性是一对辩证的关系。中华文化的统一性并不阻碍各个地方发展的不同特色，这正是中国文明的一大特点。
与“大同”相关的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大一统”。“大一统”既寓意着统一，也寓意着社会升平，同样是一种“统一之下的多元共存”。习总2014年在中南海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时强调：“要了解今天的中国、预测明天的中国，必须了解中国的过去，了解中国的文化。当代中国人的思维，中国政府的治国方略，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珍视国家独立、统一和尊严。中国政府必须顺乎，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如何在对外传播中入情入理地将中国文明与道路阐释清楚，是文明交流互鉴不可回避的重要使命。
2022年6月8日，习总在四川眉山三苏祠考察时强调：“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有‘三苏’，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在此之前主持十九届中央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习总提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
文物是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近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国家重大项目的研究成果，实证了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们不忘源头活水、牢记文化初心，就必须重视保护和发掘文化遗产。三苏祠自北宋建立，历经千年洗礼，收藏了上万件有关“三苏”的文物和文献资料。苏东坡在中国各地为官期间，为增进百姓福祉和便利，重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留下了很多文物和古迹。谪居广东、海南期间，他看到农民插秧拔秧十分劳苦，便在当地推广普及了先进农具——秧马，并创作了《秧马歌》以记其事。我们正在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是由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发展条件、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决定的。我们须知，精神特质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必然是由一定的物质基础产生的，而中国在东亚独特的地理环境下所孕育出的生产方式与经济结构，形塑了传统中国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而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精神特质也正孕于其中。
2014年习总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演讲时指出：“观察和认识中国，历史和现实都要看，物质和精神也都要看。”他以“茶”和“酒”为例，指出：“正如中国人喜欢茶而比利时人喜爱啤酒一样，茶的含蓄内敛和酒的热烈奔放代表了品味生命、解读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但是，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与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我们要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为推动人类多元文明最终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贡献出更多“郁郁乎文哉”的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敦煌古代文化遗产，主要指敦煌石窟、敦煌遗书，以及敦煌地区的古代遗迹和文物。即使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批文化遗产也是独一无二的文化宝藏。敦煌石窟中保存的精美雕塑和绘画，是研究中国古代美术史、美学史和社会生产生活等诸多方面的重要资料。1900年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七万多件敦煌遗书，对历史、宗教、社会、地理、民族、语言文字、文学和天文、历法、算学、医学等诸多领域都具有重要价值。一百多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这批文化遗产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国中古时期的历史。立足当代，敦煌古代文化遗产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敦煌古代文化遗产的主体是公元4世纪至11世纪的文化遗存。在这个长达700年的时间段，和当时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是世界上制度最先进、经济最发达、文化最兴盛的国度，科学技术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敦煌石窟和敦煌遗书等文化遗产所展现的就是这样一个时期的社会风貌。
追求宏大和厚重的情怀。这个特点以唐代的遗存表现最为鲜明。敦煌莫高窟有两尊巨像，即第96窟高达33米的北大像和第130窟高达26米的南大像，分别兴建于武周延载二年（公元695年）和唐开元年间（公元713至741年）。同一时期，在敦煌以外的地区，也出现了巨型佛像，如始建于开元年间的四川乐山嘉定大佛（高达71米）等。这种时代风貌在敦煌壁画上的表现，就是一部经画满一壁的巨型经变的出现。如莫高窟第220窟南壁的阿弥陀经变兴建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场面宏大，色彩绚丽，有大小人物近百人。这些鸿篇巨制不仅可使公众充分领略唐代匠师处理巨型题材的惊人能力和气魄，也以具体的形象展示了大唐气象。
女性处于开放和张扬的时代。北朝时期的石刻题记和唐代的敦煌遗载了当时的女子可以结成社团从事社会活动。如敦煌遗书S.527记载了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由15个女子自愿结成社团、从事丧葬互助和佛事活动的事件；敦煌遗书S.4705记载了敦煌的女子在寒食节以足踏地、连臂成行、边踏边歌的场景。这说明当时的女性可以自由地在公共场合行走，从事各种社交活动，甚至节日期间可以在公开场合跳集体舞。这些事例表明，北朝隋唐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较高、活动范围较大。
对外来文化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在唐前期的敦煌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中原文化。唐前期的敦煌有许多传授中原文化的官私学校，以传授儒家经典为主。道教也十分盛行，并有由道学博士主持的道学学校。在曹魏时期就传到敦煌的佛教，在唐前期达到了极盛。当时在敦煌城东一里处有中亚粟特人信奉的祆教（拜火教）神祠。在敦煌遗书中保留的晚些时候的敦煌白画中，也有祆教尊奉的神的形象。藏经洞中保存了七种景教经典，并且有景教经目一卷，记录景教经典36种，分别为初唐和中唐译本。此外，藏经洞中还发现了开元年间写的摩尼教经典。这些都反映了西亚、中亚宗教在敦煌流传的情况。就敦煌石窟艺术而言，无论是壁画还是塑像，中西文化交融的事例都是数不胜数。早期敦煌石窟艺术在内容结构、人物造型、绘画技法和衣冠服饰等方面，都具有中西结合的特征。如敦煌莫高窟第272窟西壁的壁画，既采用了传自印度的“天竺画法”，也使用了继承汉晋壁画的传统汉地线描；其人物的衣冠服饰混杂了印度、波斯的装束，但其顶部的藻井，却是模仿我国古代建筑顶部的装饰。
总之，中华文明以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广阔胸襟，不断吸收借鉴域外优秀文明成果，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敦煌文化和丝路精神。精美的古代敦煌文书、敦煌石窟艺术遗存等敦煌文化遗产，具有资料和文物双重价值，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诉说着先人曾经创造的辉煌。这些都是面向各族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欣赏敦煌古代文明成果，还可以激发当代人的创新灵感，创作出新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成果。如，我国的舞蹈工作者在借鉴敦煌壁画中乐舞图像的基础上，创作出了敦煌舞，并形成了敦煌舞派，响誉中外的舞剧《丝路花雨》就是敦煌舞派的代表作。在音乐界，有人依据敦煌壁画中的乐器资料，尝试复原带有敦煌特色的古代乐器。在美术界，临摹敦煌石窟的彩塑和壁画是很多美术学院国画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以敦煌石窟为代表的古代石窟艺术是滋养中国美术人才的重要土壤。敦煌莫高窟的窟顶壁画保存了大量的图案图像资料，这些图案大多色彩鲜艳、精美绝伦，融合了中西文化元素，对当今的图案设计有重要借鉴价值。在书法方面，敦煌遗书以写本居多，七万多件自公元4世纪至11世纪的写本都是古代书法的标本，其书体包括隶书、行书、楷书、草书，很多写本的书法具有很高艺术价值，对当代的书法创作亦有助益澳门最新网站游戏。
总之，在借鉴敦煌古代文化遗产推陈出新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无论是文学工作者、美术工作者，还是音乐舞蹈工作者，乃至建筑学、书法、医学等领域，都可以从丰富的敦煌古代文化遗产中汲取营养，并据以创造出新的成果。
当前，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的过程中，要深入研究敦煌古代文化遗产。敦煌文化遗存本来就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产物。敦煌石窟和藏经洞文书中保存了很多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资料，记录了古代中国对外交往交流的历史。对这些资料进行深入研究，总结与丝路沿线国家交往的经验，可以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是全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经济发展进程放缓，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持续发酵，种种复杂的变量推动世界大变局向纵深发展。要深化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提供重要动力。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绵延五千多年发展至今，经历过历史洗礼和实践检验，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具有高度文化认同的强内聚性文明形态。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其中，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从来不是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包容性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第一，中华文明是深深根植于丰厚的文化沃土而不断创新发展、逐渐形成的文明形态。第二，中华文明不是排他性的，而是和平共存、求同存异的开放包容体系。第三，善于吸收外来文明、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是中华文明不断发展进步的动力。
中华文明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正确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有助于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首先，传承与发展是多元共生的世界文明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践路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任何一种文明，不论产生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中，都是流动的、开放的，这是文明传承和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在全球化时代，更应该明确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态度和原则，坚持固本培元。文明永续发展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顺时应势、推陈出新。其次，世界文明多样性由不同文明共同汇聚而成。不同国家在历史发展中的集体记忆造就了不同文明，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文化多样性因此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中华文明则是世界文明大花园中独具特色的文明形态。
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与人类历史发展相伴而行。深化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文明为世界文明创新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在加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进程中，需要寻找人文交流的“最大公约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既根植于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中“协和万邦”“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历史文化沃土，也源自于世界历史进程中“同舟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实发展条件，是基于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而提出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被写入联合国决议，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澳门最新网站游戏、全球文明倡议，在全球问题上拿出可行措施，体现出中华民族知行合一的思想和智慧，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蕴含了中国的宝贵经验。“和平、发展、公平、正义、、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历史经验的高度凝练和总结，也是进一步加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基础。
总之，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符合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交流对话有助于化解隔阂、偏见与仇视，实现民心相通、心灵契合，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的精神资源和文化支撑。中华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实践内生动力，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程中，要坚持“两个结合”，进一步巩固文化主体性，弘扬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引领和强大的精神动力。